追求真善美

西方“自我意识”启蒙运动

摘要  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是借助于对象化活动即劳动实践来达到的，所以对于自我意识的发现也只能在对象化活动即劳动的基础上予以理解和把握。启蒙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多层次的，它首先体现为对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最终将体现为生产力的解放，劳动实践是生产力的主要内涵，所以人的解放实质是促进了劳动实践的发展。所以从启蒙运动中找寻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也是间接地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找寻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与启蒙运动形影不离，它是运动的起因，同时也是结果，而且在运动中处处显现着它的影子。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在完善，中华民族就要实现伟大复兴，人的发展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凸现位置，作为人的发展的核心因子，“自我意识”的研究理所当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西方启蒙运动  自我意识  

启蒙运动一般是指欧洲 “文艺复兴”及接续其后的思想文化运动，我这里的启蒙运动是适用康德的解释，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所以可以把历史上所有解除蒙昧使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运动都可以看作启蒙运动。

当今世界文明以西方为最发达，西方又以美国为龙头，这里且不对文明中心问题作深入探究。我要说的是人们一般认为西方之所以发达的原由是其自我意识的充分独立，并因此极大调动了个体积极性、创造性。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古希腊，所以启蒙运动必须得从古希腊说起。

古希腊“自我意识”启蒙运动——摆脱自然，发现自我，寻求人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以泰勒斯的出现为标志的，他认为水是万物始基，这标志着人类开始摆脱了宗教神话的束缚,开始清醒地面对雷电冰雹等令人害怕的自然现象,主动探讨宇宙之灵——人的奥秘。赫拉克利特说：“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初自觉觉醒，它标志着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转型，即从以自然哲学为中心的哲学思考逐渐地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思考。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著名领袖伯里克利也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2］斯多噶学派从共同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具有一种别人不得不尊重的价值。智者学派著名人物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3］这一哲学论断冲破传统的人与神关系的思想束缚，否定神的存在，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把人置于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提高了人的地位，肯定了人的作用。苏格拉底反复教导人们放弃对自然的研究，而转过头来研究自己，研究自己的心灵。他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回归自己的心灵”、“认识你自己”。他指出，哲学的任务是去指导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更改问题能给予更改回答的存在物，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对他人做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理性的道德的主体。

14—18世纪欧洲“自我意识”启蒙运动——拒斥神性，张扬人性，实现人的价值，树立自我意识

在西方，人性的苏醒、自我意识的真正发现始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4］这一时期把人从基督教神学和宗教神权的囚禁下解放出来，打开走向认识大自然的通途，要求个性解放，开始自我觉醒，提倡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启蒙思想家们宣扬公元前二世纪拉丁诗人特伦斯的思想 ：“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文主义者皮科在其公开发表的《论人类尊严》的演说中，肯定人具有自由的意志和无限的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也引用古代诗人的诗句说：人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抱有这样的态度，“每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法国作家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假借神壶的预言者之口说：“请你们畅饮吧！请你们到知识源那里去……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请你们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高声讴歌人生、人的理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啊！人的理性是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仪态和举止多么恰到好处！令人叹惊！人的活动多么像一个天使！人的洞察力多么宛如神明！人是世界的美！动物中完善的典型！”这些张扬自我意识的豪言壮语今日都有震聋启聩的奇特功效。

18世纪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接续，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对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5］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伟大启蒙运动思想家就是那个时代“历史上帝”创造的改变历史的人物。这些大人物大多深受英国哲学家们的影响，“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6］伏尔泰在回顾自己的思想过程时也不胜感叹道：“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寻求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都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一样。”［7］

法国启蒙思想家用怀疑精神摧毁了神圣的上帝，取而代之以用唯物主义从天国抢夺回来的卸掉了“原罪”枷锁的，复归为像生物一样具有感受性的活生生的自然人。拉美特利公开宣称“人是动物”，“人是植物”。他说：“在我们人身上，也和植物身上一样，有一些主根和毛根。肾脏和乳糜管构成了主根，毛细乳糜管则是毛根。”因此，“人不过是一株倒转来的树木，树木的脑子就是根”。［8］爱尔维修认为，人是能够感觉的快乐和痛苦的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而人人都本能地逃避痛苦，寻求快乐。因此，人性就是避苦趋乐，就是“自爱”或“自保”。“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的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9］霍尔巴赫也说，人“从他们每一个方面看，都是爱慕自己的幸福、忙于自己的保存，营造社会生活以便更可靠地达到自己的目的。”［10］狄德罗对人性的看法更“理性”些。他认为，人性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不单纯是动物，而且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性的基础，是决定人性的基本要素。但他同时也大谈自爱，认为自爱或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的本能的产物，是要保全自己和符合自然要求的一种根本原则。他们所谈的人和人性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自觉界定基础上的，虽颇有不足之处，但都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

一切要求重新加以批判，一切要求重新加以审视，在最尊严的理性面前，先进的思想家们不相信任何外来的权威；包括神权教义和王权律令，都要在人的独立自由的主体面前重新加以审判。这种要求反映在哲学理论上就是笛卡尔千古不朽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一切都必须怀疑，一切也都可以怀疑，但有一条原则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怀疑本身是不能怀疑的，而怀疑就是一种思考、思想（思维），所以“怀疑一切”的逻辑前提是必须先有思想存在，而我是怀疑之主体，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个“我在”，不是指肉体的“我”，而指思想的“我”，即证明有个作为主体的思想存在。这条原则成了清楚明白的理性本身和一切真理最后能“安身立命”之最可靠的根据，万事万物最后都必须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我思”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关于“自我”研究的真正始祖。“我思”的本质是自由，“自我意识”的本质也是自由，是自我对自身超越和反思。人是自由的，但只有人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本性并为之而不断努力奋斗时，他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注释：

［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理性与启蒙》江怡主编，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3页

［3］《古希腊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1—26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160页

［7］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6页

［8］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75页

［9］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1页

［10］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25页